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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党员名言
田家英:共产党的干部,都是人民的勤务员
时间:2013-11-04 20:07 来源:未知
十年京兆一书生,爱书爱字不爱名。一饭膏粱颇不薄,惭愧万家百姓心。

  守其白,辨其黑,洁若玉,坚若铁,马列之徒,其如斯耶!

  共产党的干部,都是人民的勤务员,只能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,没有欺压老百姓的权力!人民群众的困难,就是我们的困难,人民群众的疾苦,就是我们的疾苦。

  ——田家英

  [田家英简介]

  田家英,原名曾正昌,属鸡,四川省成都市人(祖籍双流县的永福乡)。1930年进入成都省立北城小学就读。

  1933年考入成都南熏中学就读。

  1934年母亲去世,辍学在家中药铺里当学徒,开始尝试以"田家英"的笔名给《华西日报》等报纸写稿。

  1935年在报刊副刊上发表小说、散文、书评、杂文和诗歌。

  1936年以第一名成绩考进成都县立中学,1936年冬,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"海燕社"。

  1937年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学校开除,在地下党帮助下奔赴延安,进延安"陕北公学"学习。

  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毕业后留校担任学校总支秘书、中国近代史教员、宣传科教育干事等。

  1939年进马列学院继续学习。毕业留校,任中国问题研究室研究员、学院教育处干事和中国现代史教员。

  1941年进入中央政治研究室。

  1943年调中宣部历史组工作。

  1946年被毛泽东选为毛岸英的老师。

  1947年晋西北的土改运动。

  1948年8月起任毛泽东秘书。1949年后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、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、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。多年以全部精力参加《毛泽东选集》一至四卷及毛泽东其他著作的编辑、注释和出版工作,还参与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。起草的中共“八大”大会开幕词受到毛泽东和与会代表的称赞。毛泽东经常派他到各地农村调查研究。在调查中,他坚持实事求是向党中央、毛泽东反映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,并提出改进建议。他坚持真理,在整理毛泽东的一次讲话时,删去涉及彭德怀的不实之词及表扬关锋、戚本禹的一段话。

 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冲击。1966年5月22日下午,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,令他停职反省,交清全部文件,搬出中南海。第二天他即自缢而死。

  [田家英的故事]

  忠心赤胆为人民

  60年代的那次农村调查,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次不平常的调查。1958年开始的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运动,在广大农村刮起了“五风”(共产风、浮夸风、强迫命令风、生产瞎指挥风、干部特殊风),造成农村生产力的严重破坏,农民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。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8日,党中央先后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,毛泽东提出了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”的号召。他要求所有省委书记、省委常委、地委书记、县委书记都必须全面彻底调查几个公社,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。

  1961年1月20日,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,要他与胡乔木、陈伯达3人,在3天之内组成3个调查组,每组7人,分赴浙江、湖南、广东调查。每个调查组再分为两个组,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,另一个小组调查最好的生产队。时间10到15天。遵照毛主席的指示,田家英领导的调查组迅速组成,第二天就离开了北京。1月22日到达杭州以后,田家英立即向省委领导人传达了毛泽东给他的信,经过商量,决定省里也派人参加调查组,在富阳选一个好的生产队、在嘉善找一个差的生产队作为调查对象,由田家英统一领导调查工作。这两个组随即迅速行动,于1月24日到达两个生产队。

  调查组进村之前,田家英向全体调查人员提出要求,必须实事求是。他说,调查研究有两种,一种是科学态度的调查研究,一种是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,我们主张科学态度的调查研究,这就是要了解真实情况,并且如实反映;而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,比不调查更可恶,因为它是摘取片断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,或者是迎合上级,不敢讲真话。他针对当时基层干部和部分群众还有些顾虑的情况,提出要“打开脑筋,打破思想框框,敢于和善于发现问题。”他要求调查组的同志在生活上和群众同吃同住,打成一片,集中精力做好调查,而不搞那些流于形式的劳动;同时,在调查组内部提倡“敢想敢说”,“敢于提出问题和不同意见”,但是这些意见应该通过组织向当地领导提出,不许向外乱说,不准对基层干部指手画脚,以免干扰地方工作。他非常注意同基层干部搞好关系,强调要耐心地教育他们,办事同他们商量,体谅他们的困难,不能有任何居高临下的态度,这样才能增强调查组和基层干部的团结,“同心同德,忧国忧民”。两个调查组在田家英的正确指导下,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。

  田家英先在嘉善县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调查了一个星期之后,接着又到富阳县东洲公社五星生产队进行了同样的调查,经过一段工作,这两个队的基本情况、特别是“五风”造成的严重危害基本上搞清楚了。和合生产队地处杭嘉湖平原东部,土地肥沃,灌溉便利,历来是鱼米之乡。解放后头几年,农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,每年为国家提供大量的商品粮。1958年“大跃进”中,上面的高指标逼出了“浮夸风”,这个生产队的早稻亩产从200公斤报到300公斤、400公斤、500公斤,实收只有219.5公斤。1959年,“反右倾”一来,包产指标订到489.5公斤,实收只有218公斤。1960年,公社党员干部宣誓大会上订的粮食生产指标是保证900公斤、争取1200公斤,而实际只收了145.5公斤。由于高指标带来了高征购,挖了农民的口粮。1961年春天,每人每天只有半斤米,只能吃三餐稀粥;有的小队甚至断粮,出现了饿、病、逃荒和非正常死亡。一天黄昏,调查组的同志闻到一阵烟味,“农村已经食堂化了,谁家还在烧饭,难道老百姓家里还有余粮吗”?他循着烟味进入几户农家,揭开锅盖一看,锅子里是羊头草、胡萝卜加上从食堂打回来的稀粥。事实说明这里的农民已经无米下锅。从调查中还了解到近三年来,这里的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,猪、牛、羊大批死亡,农具大量损坏,土地肥力下降,劳动者体质变弱;社员一年收入只有21.27元,辛勤劳动一年,到头还成了“倒挂户”。对于出现这些严重问题的原因何在?许多基层干部讲不清楚。田家英在同嘉善地县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:“从和合生产队来看,生产破坏是严重的,为什么生产年年下降呢?怪天,没有灾害,怪人,老百姓是好的”,“不能怨天尤人,也不是什么民主革命不彻底,病根子是‘五风’问题。”田家英一语道破了当时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。其实,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同志,对此并非一无所知,只是因为怕反“右倾”、“拔白旗”,闷在心里不说而已。田家英说出了他们不敢说的真话。这不仅是尊重事实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,也是他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表现。

  经过10天的调查研究,2月6日在杭州,毛泽东听取了田家英的汇报,在场的还有当时浙江省委的江华、霍士廉、林乎加、李丰平和薛驹等。田家英如实地汇报了所见所闻,恳切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,建议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条例。田家英的汇报震动了毛泽东,他当即就纠正“五风”问题、退赔问题、生产队规模和体制问题、自留地问题、食堂问题、干部问题提出许多重要意见,并且采纳田家英的建议,准备起草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,由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制定。

 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后,大批领导同志深入基层,大兴调查研究之风。这不仅促进了干部作风的转变,而且集中了群众干部的智慧,制定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政策办法。《人民公社工作条例》(简称“六十条”),就是调查研究的一个主要成果。这是广州会议的最大收获。

  田家英在浙江的调查,从1961年1月23日开始到5月5日结束,历时整100天。他在调查研究和制订“六十条”中所作的贡献,对党中央纠正1958年以来农村工作中的错误,扭转农村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局势起到重要的作用。尽管“六十条”还有不少缺陷,没有突破政社合一、一大二公的公社体制,但它的历史作用仍然应当充分肯定。田家英功不可没。

  1961年6月在北京,田家英曾经在他家里,给我们展示他的藏砚,其中有一方端砚的铭文是:“守其白,辨其黑,洁若玉,坚若铁,马列之徒,其如斯耶!”这铭文是他自己起草并请其他同志为他书写和刻石的。他还对我们解释说:“共产党员就是要这样子做人。”当时我们还不甚理解,现在回忆起来,这铭文正是他的自画像,是他心境的自白,写出他的是非分明,爱憎鲜明,高洁的品行,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,也刻画出他的骨气和风格。即使在30年后的今天,他的光彩形象依然是一身正气留在人间。

  (林乎加  薛驹文  载《人民日报》1996.08.2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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